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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國有經濟分布過寬、整體素質不高，以及國有企業活力不夠、效益下降等問題，中央明確提出，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著力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總體上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和國有經濟的控制力，使其更好地發揮主導作用。按照中央確定的方針和部署，近幾年來國企改革全面推進，國有經濟“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逐步從一般性競爭領域退出，向基礎性、公益性、支柱性產業集中，向優勢產業和大集團、大企業集中。國有企業數量大幅度減少，一般性競爭性領域的絕大多數國有中小企業進行了改制，退出了國有經濟行列，中央企業也由2003年196家減少到如今的117家，且80%以上的資產集中在石油石化、電力、通信、運輸等領域。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發生了深刻變化，效益逐年增長，實現利潤總額由2002年的2636億元增長至2011年的14989億元；技術創新能力明顯增強，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國際先進水平的創新成果，在國際市場中顯示出日益強大的競爭力，50多家國有企業2011年進入世界500強。國有經濟的壯大，不僅顯著增強了我國的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而且主導作用和影響力得以充分發揮。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之所以能夠從容應對，并率先實現經濟回升向好，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擁有強大的國有經濟，使政府宏觀調控得以更好地掌握全局、指揮全局。實踐表明，國有企業改革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取得的重大進展和突出成績必須給予充分肯定。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是一個不斷探索、不斷實踐、不斷完善的過程，目前存在的市場有效競爭不足、國有資產監督管理等方面的問題，仍需要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但是，這絕不是要國有企業“一退了之”。同時，近幾年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深度融合的案例頻繁出現，無論是國企投資并購民企，還是民企投資并購國企，都是市場主體的正常行為，也是市場經濟的普遍現象，不能由此認定國有經濟擠占了民營經濟的發展空間。一些人片面認為，“國有企業不退出，民營企業就發展不了”，甚至提出了“為防止和消除壟斷，國有經濟應當全面退出競爭性領域”的主張。這種觀點顯然是十分錯誤的。

　　第一，它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自由市場經濟混為一談。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相結合，首先是與公有制的結合，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區別于自由市場經濟的基本標志。這就要求國有經濟必須在市場競爭中不斷發展壯大，進而發揮主導作用。我國95%的工業行業都是競爭性較強的行業，如果國有經濟完全退出競爭性領域，就等于取消了所有國有工業企業，讓國有經濟從市場上消失。這不僅會使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無從談起，還會使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一句空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失去了經濟基礎，后果將是極為嚴重的。

　　第二，它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的階段與西方市場經濟的發達階段混為一談。我國的國情和發展現狀，決定了國有經濟的特殊職能和作用。作為一個后發工業化國家，面臨著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科技上占優勢的競爭挑戰，要發揮后發優勢，實現趕超戰略，我們就必須從實際出發，在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同時，通過宏觀調控集中資源，加快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加快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還要看到，在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國有經濟承擔著國家對經濟運行進行宏觀調控的部分職能，承擔著國家應對和處理重大事件、突發事件的部分職能，這在2008年的抗擊南方冰雪災害、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災，以及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的舉辦中體現得特別明顯。因此，國有企業“要不要退”、“如何退”、“退到什么程度”的問題，絕不是通過理論推導或是照搬照抄西方經驗就能解決的，而必須從適應現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特殊要求來考慮。

　　第三，它把企業所有制結構和市場競爭結構這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混為一談。壟斷是一種市場現象，與企業的所有制形式并沒有必然的聯系。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中，大型企業和跨國公司同樣會形成壟斷。這需要通過市場機制的不斷完善加以解決，讓國有企業“一退了之”顯然是開錯了藥方。況且，從以往的情況看，國有經濟大量退出的產業和領域，往往被具有諸多優勢的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所占據。一味鼓吹“國有企業退出”的后果，可能不是民營企業的進入和發展，而恰恰是國際壟斷資本的占領，這是尤其需要引起注意的。

　　第四，它把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對立起來，并簡單歸結為此消彼長的關系。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目前，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大多處于行業的龍頭地位，競爭對手主要是跨國公司；民營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與國有企業形成產業配套和優勢互補的格局。大企業和中小企業處于不同的發展層次，大企業能做的事小企業做不了，小企業能做的事大企業也做不好，二者相互補充、相互促進，而不是“你退我進”的關系。因此，應當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并且毫不動搖地將二者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程，共同進步，共同發展。

　　強大的中國需要強大的企業。國有經濟還要承擔更重大的使命，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不但不能輕言“退出”，而且應當進一步做強做優，培育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進一步調整結構，突出發揮國有企業在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重要作用，同時加強在公益性領域的發展，做好民生保障和服務工作。

　　回顧這幾年有關國有企業改革的爭議和討論，追根溯源，還是由國企改革不到位、資源配置效率不高，特別是壟斷性行業改革進展緩慢，以及市場機制尚不完善等問題而引發的。應當看到，國企改革沒有終點，今后還要繼續深入貫徹落實中央的方針政策和工作部署，始終堅持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不動搖，綜合運用法律、經濟、行政手段，著力解決制約改革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要繼續推進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優化國有經濟的布局和結構，推進國有企業的體制、技術和管理創新，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加強政府監管和社會監督。要深化壟斷性行業改革，在競爭性領域進一步貫徹平等準入、公平待遇的原則，真正打破看得見卻進不去的“玻璃門”、“彈簧門”，大力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政策環境、法治環境和社會環境，在市場的公平競爭中決定各類企業的進退去留，并以此為壓力和動力，切實增強國有經濟的整體活力和競爭力。

　　（本文章摘自3月24日《經濟日報》作者：金里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