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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新世紀，我國國有企業快速發展。2012年，42家央企上榜《財富》世界500強，數量比2010年增加12家。雖然國企發展迅速，有關爭議卻愈演愈烈。一些學者反復強調國企績效來自壟斷，主張國有企業應從營利性領域（不僅是競爭性領域）逐步退出。筆者認為，隨著大企業時代的到來，以大型國企為主體，不同所有制企業相互競爭、相互融合、攜手共進是突破發展瓶頸的必由之路，國有企業在競爭性領域的存續發展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一、中國需積極應對大企業時代的到來

　　大企業時代的到來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自19世紀80年代起，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先后進入大企業時代，它們通過不斷并購，向采礦、貿易、物流、金融、服務和新興產業等領域擴張。放眼世界，當今以經濟和科技實力為核心的競爭仍然是國際競爭的焦點。作為國家競爭力支柱的大型企業集團，是這場競爭的真正主體。

　　作為大企業時代的后來者，中國企業面臨的形勢是嚴峻的。跨國企業在世界范圍內確立了強大的先發優勢，憑借知識、技術、原料、市場的壟斷，利用卓越的戰略與職能管理能力，咄咄逼人地在全球開展并購攻勢。為應對這一挑戰，推行大企業戰略是后發國家的不二選擇。韓國和日本正是依靠電子、汽車等現代制造領域的大型企業集團迅速崛起的。以韓國為例，2011年，三星集團一家企業的年銷售收入就超過本國GDP的1/5。在全球競爭中，我國制造業市場大，開放時間較長而限制較少，早已經成為跨國公司覬覦的主要領域。中國企業要想立足本土、沖出國門，必須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加速擴大規模，提高戰略和職能管理能力，以更低的成本、更新的技術、更快的速度進行追趕。

　　并購是大企業形成的必由之路。研究發達國家大企業的發展歷史可以發現，它們幾乎都是通過并購，而不是靠內部擴張成長起來的。20世紀，美國經歷了五次大規模的并購浪潮，從橫向并購、縱向并購、多元化并購、杠桿收購到跨國并購，形成了當前以美國為母國的跨國公司主導的國際產業組織格局。美國的通用電氣就是通過跨國并購確立了全球領先的地位。通用電氣在韋爾奇任職CEO的近20年中，完成了993次兼并，市值從130億美元一路攀升到最高時的5600億美元，并連續9年保持增長率超過10％。在速度和規模的雙重約束下，中國企業必須對現有產業組織格局進行快速和大規模的整合，走出快速并購成長的中國道路。

　　二、大型國企是大企業時代中國崛起的中堅力量

　　當前，中國正在經受大企業時代孕育的陣痛。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步入瓶頸期。“小散亂差”成為困擾中國制造業的普遍問題，低價惡性競爭成為中國企業的典型生存方式，而產品質量低劣更是成為中國消費者揮之不去的夢魘。在鋼鐵、水泥等傳統制造領域，過度競爭并沒有帶來市場秩序的改觀和行業價值的提升，反而見證了產業發展的長期停滯和徘徊，以致出現鋼鐵企業“養豬求生”的無奈之舉。面對這樣的困局，大多數中國制造企業亟須創新發展思路。

　　破題的關鍵在于加強國企與民企的融合，共同迎接大企業時代的到來。在中國經濟中，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是互補合作、共存共榮的關系。在當前世界經濟格局深刻調整的環境下，小微企業數量雖多，但它們大多數管理和技術水平不高，融資能力較弱，很容易被市場所淘汰。而大企業具有人才、技術、資金和管理的優勢，能夠發揮規模經濟效應，不斷推動技術創新，拓展市場空間，因而具有強大的穩定性、抗風險能力和長期適應性。大企業還會通過對中小企業供銷渠道的支持，增進整個國民經濟的穩定。但是不論大企業是國企還是民企，要想在競爭性領域長期生存，都必須走市場化的道路，形成具有“自生能力”的企業集團。

　　國企特別是央企是中國大企業時代的中堅力量，中國應當選擇以大型國企為主體整合、融合不同所有制企業的大企業形成之路。30多年來，經過放權讓利、抓大放小、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形成了一批優秀的大型國有企業。這些國企擁有優秀的企業管理者、科技專家、高精尖的技術儲備和先進的裝備設施。中國的民營企業雖然發展迅速，但依靠自身力量實現快速大型化面臨諸多外部限制。現代科技、股份公司制度、治理技術的發展，已經使得私有產權的激勵作用大大降低；而民營企業從私人或家族企業走向公眾化和大型化，面臨的委托代理問題更加嚴重。

　　在大企業時代，加強國有企業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有利于維護國家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大企業作為現代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形態，是各國制定重大政策的重要參與者，它們影響著國家內部和不同國家之間的資源配置和福利分配。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國有企業承擔了廣泛的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在維護國內經濟社會穩定、緩解就業壓力、應對重大災難和金融危機、開展國際戰略合作等方面，都表現出巨大的優越性。而大量跨國巨頭進入發展中國家，并沒有改變母國控制核心技術，支配投資與利潤分配的事實，它們甚至成為實施政權更迭、干涉他國內政的真正推手。在這方面，它們與其母國利益和政府行動是高度捆綁和一致的。對此，美國學者赫德森的觀點值得我們關注——除了法西斯國家之外，美國政府比任何政府都更嚴密地控制了其經濟，以讓美國公司的行動高度服從于美國國家的整體地緣政治利益安排。

　　為更好地發揮國企在大企業時代的作用，要克服一種片面性，即強調國企高管不應與政府官員發生身份互換。其實，企業高管與政府官員身份互換不是中國所獨有的，在實行私有制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照樣也存在。在美國學術界，高管與官員的身份互換被習稱為“旋轉門”。例如，從1952年開始一直到吉米·卡特執政晚期的1979年，每個國務卿都曾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領導層工作。高管與官員的身份互換，在美國已經成為一個潛規則。在中國，國企高管與政府官員身份互換具有積極的意義。從國企的角度來看，人才來源的多元化有利于提升自己應對復雜社會環境的能力。30多年來，通過年輕化、專業化、公務員公開招考等措施，中國政府官員的構成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政府部門集聚了越來越多文化水平較高、國家方針政策掌握較好、管理能力很強的優秀人才。這樣的人才也是國有企業所缺少的。國有企業在吸收包括民營企業家和海外職業經理人的同時，也需要從政府部門吸收具有行政管理能力與決策經驗的官員，這兩類人才難以相互替代。從政府的角度說，國企高管從政，能夠為政府部門提供經濟建設的人才，使得政府出臺的政策措施更加有效。

　　三、大企業時代需要推動國企與民企融合發展

　　當前，有些人強調，國企效率低下，中國經濟的增長貢獻主要來自民營企業，從功能上看國企只能限于公共物品的提供者，競爭性行業的國企必須私有化。這樣的主張，實際上是執著于新自由主義的陳腐教條，而沒有關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真實動力。俄羅斯“休克療法”的失敗和中國國企改革的成功已經充分證明，不顧國情照搬外來理論必然要在實踐中遭受挫折，大企業時代中國的改革發展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大企業時代中國國企和民企共同發展，必須打破“零和思維”。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個由政府主導走向市場引導的國民共進的漸進探索過程，多種所有制相互競爭、相互融合的程度不斷提高。從歷史上看，中國經濟奇跡是多種所有制企業共同做出的。如果沒有改革初期政府對民營企業的政策傾斜，沒有大批中小國企轉制為民營企業，沒有大量國企精英走進民企，民營企業不可能發展如此迅速。從這個意義上看，改革開放以來，在國有企業受益于民營企業競爭的同時，民營企業也一直受益于國企的存在。經過10多年的改革發展，通過聯合重組、控制權革命、股權多元化和招聘市場化等措施，中國國企的產權結構、管理方式、經營績效已發生實質性變革。許多國企已經或正在實現國企控股的社會所有制，管理的現代化程度總體上遠遠超過家族化經營的民企。中國國企的改革實踐，以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理念，比分股到民、管理層收購等“私有化”的主張和“零和思維”要高明得多。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發展混合所有制等，中國已經逐步走出了一條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融合發展的道路。

　　把國企的發展歸因于壟斷，以及把民企的發展困境歸咎于“國進民退”，不符合事實，也缺乏理論說服力。實證研究表明，國企績效改善主要來自于改革重組、引入競爭等市場化機制。上世紀90年代，國企壟斷水平更高而效益卻比現在差，這也說明，壟斷不是近10年來中國國企的績效增長的必要條件。今天中國已經成為制造大國，但制造業企業迅速規模化、形成較強國際競爭力的戰略任務，不可能單純通過現有民企力量來完成。從企業史的角度看，國企和民企是在同一個市場上競爭，卻經歷了不同的發展軌跡。國企通過十多年的改革，數量減少了，但剩下的實現了做大做強，這樣的“進”是理直氣壯的，否則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就失敗了；大批中小民營企業在嚴酷的市場化篩選中不斷消失，這樣生生不息的“退”也是難以回避的。更為重要的是，通過資本的聯合，當前已經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相融合，國企與民企已形成了共生共贏的狀態。

　　在大企業時代，具有強大的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構成了國際范圍社會化大生產的組織者。大企業通過向貿易、物流、服務等領域的擴張，通過合作、外包等多種形式，帶動中小企業的加工、出口、創新和成長，是國際寡頭競爭時代的普遍模式。德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的工業化史表明，后發國家制造業做大做強，離不開大企業集團。在我國這樣一個正在進行趕超的后發國家，大型國有企業完全應該扮演積極的競爭者和合作者，成為聯合、帶動各種所有制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火車頭。國企改革的方向不是依靠政府干預讓國企退出競爭性領域，更不是排斥企業規模化，而是要創造條件讓國企與民企更加公平地競爭、合作與融合發展，推動中國大企業走向世界。

　　大企業時代呼喚國企民企攜手共進。在全球競爭無處不在的